编者按：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在中国西北一角的敦煌，一扇历史之门被一个小人物打开了，敦煌宝藏自此如同鲜血一样从中国的母体中流失。由于敦煌资料流散于世界各地，敦煌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她国际性的特征。历史寻根之梦，属于全人类的心灵所共有。针对敦煌学的研究，收获的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为了敦煌事业，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建设而奋斗不息的人们。
1910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张元济到达巴黎。他是第一位浏览了伯希和大宗藏品的中国人。
1910年2月15日张元济给商务印书馆北京印书局经理孙壮写信，想乘去欧洲的机会直接去见伯希和，商量出版敦煌文献，要求北京方面写个介绍信。
这年春，张元济从上海启程赴欧洲、美、日等11国游历和考察教育事业，与伯希和商谈出版敦煌文献是他的既定任务。10月，张由意大利抵达巴黎。但从北京带来的介绍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存放敦煌文献房间的钥匙在伯希和的腰里拴着，几乎没有给别人使用过，别说外国人，就是法国人也很少有人见过这批东西。
经过官方交涉，张元济最后获得特别参观许可。这是一个由重重大门和铁锁保护着的密室，光线暗淡，根本不是用来阅读的。伯希和亲自打开密室，寸步不离地在旁边监督，还不停地催促张元济，说他自己还有许多急事要办。张元济没有办法，只好匆匆浏览一下就出来了。张元济就出版巴黎藏敦煌遗书一事与伯希和进行了商谈。在商谈中，不仅商妥将有关中国传统典籍中有关四部书的敦煌写卷刊行，还听伯希和介绍了斯坦因所获敦煌遗书的一些情况。随后，张元济会见了正在整理斯坦因藏品的沙畹，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下一步就是去伦敦与斯坦因商谈了。
张元济在伦敦的十天中，仔细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见到了斯坦因窃去的敦煌秘籍，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写到：“其珍密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它古物则远过之。”由于沙畹的介绍，张元济还与斯坦因见过面。经协商，也答应四部书可以影印。然而这只不过是斯坦因的口头应付而已。因为一年后，斯坦因便又去了印度，做着下一步的探险计划，张元济影印四部书的愿望只能是泡影。
事实上，张元济的这次西行，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出版敦煌文献的计划。但商务印书馆关注敦煌事业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敦煌藏经洞发现古写本的消息一到达日本，日本学术界立刻行动起来，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东洋旋风。京都大学“五教授团”的北京之行，在日本上下掀起了一阵对敦煌的狂热，但对于渡洋而来的教授们而言，不免有些失望。因为运到北京的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与宋代以后的刊本大藏经相同内容的佛教经典。全部卷子一经判定为已知的佛典，日本学者的注意力开始迅速转向。
这时从中国传来了未曾披露被携往欧洲的敦煌遗书的种种新情报。即由法国伯希和将许多敦煌遗书的照片寄给了端方。内藤湖南在1911年4月京都大学的《艺文》杂志中发布了最新消息：“去年末，由法国伯希和氏寄给北京端方氏的敦煌遗书照片数十种，达一千张左右。”同时附有照片的目录。这些照片正是伯希和应端方的要求从巴黎寄来，由端方交给罗振玉整理的。罗振玉随后将此消息写信告诉了内藤。
1911年秋，狩野直喜以调查巴黎和伦敦所藏的敦煌遗书为主要目的，开始了欧洲之旅，当时正在京都的王国维写了《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的长诗赠别。与此同时，东京大学的泷精一也在中国看到敦煌所出的绘画之后，前往欧洲调查他所专攻的绘画等艺术品。
当狩野直喜到达伦敦和巴黎时，两处的敦煌遗书还没有整理，斯坦因刚好在1911年11月再一次回到了英属印度，伯希和则还没有从国内的攻击中脱出身来，所以，狩野经常抱怨查阅经卷的不易，说只能有限制地看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文书。狩野告诉罗振玉说英、法“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即使这样，狩野也还是抄到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几年后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就是他赴欧追踪斯坦因和伯希和敦煌遗书的直接成果。狩野从伦敦抄录了“秋胡故事”、“孝子董永故事”；从巴黎抄录了“伍子胥故事”。狩野对这些“故事”的源流及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
1920年，王国维依据狩野提供的材料，发表了更为精湛、堪称敦煌文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然而让人感到辛酸的是，一位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却不得不由一位日本学者提供从欧洲抄回、本来就是出自中国的材料！
伦敦、北京的敦煌遗书已经拍成了缩微胶卷，大谷文书重新找到，巴黎的敦煌文献资料也已经拥有大半，日本学界对资料的搜集似乎是涸泽而渔了，然而就在这时，苏联又爆出有大批敦煌文献的消息。1960年，当列宁格勒的部分敦煌文献呈现于出席莫斯科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学者们面前时，所有的外国学者莫不大吃一惊。
1964年春，藤枝晃听说京都立命馆大学与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交换教授，专攻日本史的苏联学者芭洛洛娃来到了京都。藤枝晃随即找到她，向她了解列宁格勒藏品的情况。十多年后，藤枝晃回忆说：“第二天，当她把孟列夫所著的《影印敦煌赞文译注》给我看时，我惊骇得几乎要肝胆俱裂了。”
藤枝晃立刻写信给孟列夫。孟列夫随即寄来他自己著的《维摩变之研究》，之后又寄来了列宁格勒藏品目录的第一卷。藤枝晃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了。当时，藤枝晃作为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正计划遍访欧洲敦煌藏品。于是他立即改变计划，首先就是前往列宁格勒。调查的结果，藤枝晃发现了上万号的敦煌遗书，而且得知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有大量的敦煌壁画和塑像。
摸清了列宁格勒藏品的底细之后，藤枝晃继续进行他的欧洲之旅。藤枝晃相继看过了列宁格勒奥登堡搜集品、斯德哥尔摩斯文赫定搜集品、伦敦斯坦因搜集品和巴黎伯希和搜集品等。特别在伦敦，藤枝晃在库房里看到了被拍成缩微胶卷（6980号）以后未经整理的几千号斯坦因搜集品，虽然它们都是些碎片，但对于藤枝晃来说，却别有一番意义。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些藏品，亲手抚摩了这些碎片，并感觉到了它们的价值所在。此后，藤枝晃又连续数次前往欧洲查阅敦煌遗书原件，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所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地。
其实藤枝晃只是个突出的例子。在此前后，是日本人到伦敦、到巴黎、到列宁格勒探奇猎珍的又一个高峰期。仅以1964年藤枝晃第一次欧洲行前后即可见一斑：1962年，中央大学的?崎昌和金泽大学的川口久雄；1964年福井大学的寺冈龙含；1965年东京大学的仁井田升等。正如藤枝晃在1975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有的到伦敦，有的到巴黎，有的到列宁格勒，所以在各地的研究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有几位日本人在那里埋头研究，尤其是去年在巴黎举行东方学家会议（指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引者）时，日本学者的大批出席。总而言之，在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不曾看过欧洲收集品的。”
1973年8月8日薄寒的清晨，中国台湾敦煌学家潘重规在巴黎波舒机场匆匆登机，飞向了北海之滨的列宁格勒。五年前在“家里”发现一批敦煌遗书曾让他欣喜不已，而今他要前往列宁格勒，调查外界还不太清楚的列藏敦煌遗书，他盼望幸运之神能再次光顾他。
潘重规的此次列宁格勒行，并没有和对方取得联系。他只是很早以前收到过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的敦煌学家孟列夫欢迎他去列宁格勒观看敦煌写本和《红楼梦》抄本的信。但临上飞机之前，却没能和孟列夫取得联系。潘重规说：“我在东方学会闭幕之后，写信给他，告诉将乘八月八日班机飞列宁格勒，临到起飞前夕，没有得到一字回音。我茫然、怅然，最后抱着不顾一切的决心闯向前去。这是我启程前夕时的心情。”
到达列宁格勒后，8月9日一大早，潘重规便急切地来到了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然而让他失望的是孟列夫离开列宁格勒外出渡假去了。而这里收藏的敦煌经卷和《红楼梦》抄本被告知必须通过孟列夫才能看到。最后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让他第二天听消息。潘重规枯坐在旅馆室内，凭窗远眺，眼前没有一寸认识的土地，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儿。寂寞难挨，无可奈何。第二天晚上，当从未出过国，却能流畅地说汉语、写中文的孟列夫出现在潘重规面前时，他立即兴奋起来。然而，接下来的11日、12日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按例列宁格勒分所不上班。
星期一终于到了。潘重规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敦煌宝藏和黑城文物以及《红楼梦》抄本。然而，正当他准备借阅时，又遭到了断然地拒绝。善本书室主任明确告诉他：如要正式阅览，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潘重规值得苦苦等待，等待孟列夫为他申请阅览许可证件。等待又等待。星期三上午，总算将35册《红楼梦》抄本捧在了手里。从上午九点半阅览室开馆，到下午五点闭馆，中间除了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外，足足看了6个半小时。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潘重规来到善本阅览室正式提出借阅敦煌和黑城文献。这时室主任告诉他：阅览室下午三点提前关闭。来此几天看不到敦煌宝藏是一种心急，此时敦煌宝藏摆在面前又是另一种心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65岁的潘重规此时的情景并不为过。他在记述这次行程的《列宁格勒十日记》一书中写道：“我提高警惕，更加快速度进行工作。中午孟（列夫）先生来阅览室邀我去食堂，我婉言早餐多食过饱，加以推辞。我想，人生吃饭的机会太多，异域阅读异书的机会太少。千辛万苦换来十几个小时的阅读机会，岂肯为了吃饭而耽误。孟先生似乎明了我的内心，含笑的走开。”
列宁格勒三天的阅览，三天的笔记，潘重规回到香港后写出了十万字的论文。
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部分经费来自英属印度政府，因此当斯坦因获得的庞大搜集品陆续运到英国后，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英属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事先达成的古物分配方案开始瓜分：文献部分，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以及卢文书的梵文写本，归大英博物馆保存；于阗文、龟兹文、藏文以及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梵文写本归印度事务部保存。壁画、绢画、刺绣、木板画、陶器、木雕、钱币等文物材料，则在印中亚古物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之间平分。
1918年，以文物为主体的中亚搜集品在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中亚古物博物馆之间分毕后，一大批文物运往新德里。这批总数在1100件以上的斯坦因中亚搜集品，大多数属于新疆，一部分来自敦煌。
藏在伦敦的敦煌遗书、佛画和西域文物，从一开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运到印度的文物，虽然英国学者魏礼和安德列斯在30年代曾编过相关的目录和藏品清单，但一直没有人投去更多的目光。几十年来，外国学者很少有人见到过这批藏品，日子一久，那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也不为外界所知了。
在查阅了斯坦因在伦敦的搜集品，并阅读了斯坦因的大量著作后，1982年年初，中国台湾敦煌学家金荣华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途，只为一睹敦煌佛画和西域文物的真容。
在印度国立博物馆里，金荣华终于见到了这批去国多年的祖国文物。然而调查过伦敦藏品的金荣华初一见到这批藏品，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兴奋。金荣华看后说：“比较伦敦和新德里两地的藏品，当初斯坦因在决定何者运伦敦，何者留印度时，显然是偏袒伦敦的。”但新德里藏佛画的内容和风格，依然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同样是难得的稀世之物。虽然以小件的纸本为主，画在绢上和麻布上的也水准不一，但它们的画风和绢画迥然不同。与由达官贵人认购供奉的绢本佛画相比，多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大量反映当时现实生活和民风民俗的纸本佛画，有着共同的造型和风格，在佛像中国化的过程中，也许产生过相当的作用。金荣华决意结合藏在伦敦的佛画和文物进行研究。
金荣华飞回伦敦，对斯坦因搜集品进行比照研究。他紧接着连续第二次、第三次前往新德里，对这里的藏品作了细致的调查。他拿着1931年魏礼编的《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对照，发现这部记录伦敦和新德里两地所藏佛画的目录，所记并非全部藏品，新德里的佛画，有些见于著录的已找不到，有些则书中未曾收录。
（本文节选自刘诗平、孟宪实著《敦煌百年》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